特定人群的艾滋病工作：我的见闻、感想

编辑朋友约我写一篇稿子，给《青年与艾滋病》。说实话，这在我，还真的是一个难题。我虽然在相关草根社区和民间组织工作，也有那么四五年，但谈经历的感人抑或精彩，似乎都和我无缘。我原本一开始、而且一直到现在都还保持着的兴趣，乃是从事性少数人群（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英文叫 LGBT ）的权益和文化事业。一直到大概 2009 年春天，才因为某种阴差阳错的原因，不得已赶鸭子上架一般亲自带起了一个所谓的 MSM 防艾组织。而真正全面铺开工作，时间就更晚一些。那时已经是夏天，我们在杭州本地男同人群比较活跃的某个公园里动员现场检测，是配合某个区的疾控部门开展所谓的中盖项目。时间又过了一年多，我们 MSM 人群的网络和现场检测动员每个礼拜都做；同时还和杭城两个高校的学生健康团体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大学生这块我们也涉及。我自己还担任了本地一个感染者组织的组长助理（我是唯一被他们信任的非感染者）。所以，常坤老师要我谈谈自己的感想，我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由于我做的主要是男同人群和高校学生的干预，所以我就从这样两个角度谈谈。

关于男同，也就是所谓的 MSM 群体，这部分人，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艾滋病的高感染人群，因此，也往往承担着某种严重的（甚至是不合理的）集体污名。中国目前设立或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这类干预项目，像什么全球基金、中盖项目等等，不管怎么内部构成，里面必然有一块（甚至老大一块）是给这个群体的。但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工作不可谓做得不多，工作热情不可谓不高；然而，这个群体的 HIV 感染趋势，每年却是不降反升。就从我和我的组织所与之合作的省、市、区三级疾控部门来看，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围绕着这个群体的抽血、干预等等项目指标打转转，医生周末加班是家常便饭，然而一年到头，工作不是越做越少，而是越做越多；越做，往下挖出来的“内幕”就越是叫人触目惊心。所以，以我一个来自目标人群社区的同伴宣传员的敏锐，我就觉得，这说到底是一个宏观理念和整体工作机制有没有革命的问题；倘若说模式不更新，砍柴依旧不照纹路，那么，就是九牛二虎之力全部使上去把人累死累到虚脱为止，还是没有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艾滋病就其本身而言，和其他疾病的一个相当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同时还是一种“社会病”；它的问题，深挖下去，将要牵扯到某些盘根错节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体制，权威），有的还很敏感（比如说易感人群的脆弱生存状态以及人权），这些，就不是光靠医疗层面的技术就能完全解决的。然而，就从我们包括卫生领域在内的中国政府部门的态度来看，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早在去年还是前年就已经把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改成了“艾滋病和人权”，而我们，却依旧沿用着“遏制艾滋，履行承诺”，这里面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怎样的信息，明眼人一看即知！再具体到男同也就是所谓的 MSM 人群的 HIV 干预，其实，说白了，男同和 MSM ，在学理上绝对是不能划等号的，前者是根据这个群体的稳定、持续的内源性心因所划分出来的类，后者则是根据某个或某类群体的外在行为所划分出来的类，从逻辑上看前者是被后者所包含的；然而在中国，卫生部门每年除了围绕项目转、想着早点完成检测任务以外，并不想对男同人群的权益以及生存状态的改善，作出任何形式的承诺。他们每次开会，都会官腔官调地要求所有的社区 NGO 心思都要统一到卫生系统的一盘棋部署中来；而我作为一名对权益有着强烈诉求的同性恋活动人士，向有关部门一再提出在做艾滋病工作的同时也帮我们这个群体做一些权益倡导，得到的回答总是这是他们职务范围以外的事情、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和心力云云。于是乎，他们总是习惯性地用 MSM 这个大杂烩的分类来错误地指称内部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男同群体；而在中国目前这种男同社区内部的权利和责任意识还没有高度培育起来的背景下，疾控部门为了项目急匆匆地找（甚至，主动扶植）这些所谓的男同组织进行合作，很多男同组织自己也有可能在项目经费的糖衣炮弹下晕头转向、进而忘记自己的初衷，甚至，背叛自己的立场，一切开始变味，项目沦为毒品。于是乎，一方面艾滋病技术层面的各种干预在热火朝天、只争朝夕地开展，一方面，应有的各种良性工作理念和工作知识（包括公民社会，包括人权）却并没有深入人心（甚至，压根就没有进来）。试想，当男男同性恋社区绝大多数的个体都还处于一种没有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和责任意识、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迫于封建世俗压力而忙不迭找无辜异性恋女性结婚生子掩盖自己真实性倾向（包括很多所谓同志组织、MSM 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的生态当中，你又如何能够指望他们去充分理性地认识什么安全性行为的问题？他们婚后偷偷出来在各种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场合忙不迭地发生自己所一再强忍着不发生的地下性行为还来不及！于是乎，一边是桂林乳胶厂一天二十四小时如同国民党崩溃前夕印刷金圆券一样生产安全套，以及，疾控部门关于“一对一固定伴侣”的空洞说教和痴心妄想，一边则是扑也扑不灭、处处有险情的干柴烈火一堆堆：这样的所谓防艾，投入的本钱再多，台面上的培训做得再好看，败局也是从一开始就铸定了的。

关于男同、MSM（！？）的干预，我就谈到这里，下面再谈谈大学生。之所以重视高校这块工作，和我本人的身份是有关系的。我是杭城一所部属大学的在校博士生，我几乎每天都在和四五个校区的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在网络虚拟世界发生互动，我是有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我觉得年轻人都朝气蓬勃，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接受新事物来得快，我们的艾滋病以及相关人权工作，就是要从这些人里面培养兴趣阶层，发掘后备力量。我原本只是在学校的 BBS 论坛上发布 LGBT （主要是同性恋）有关议题，每天都把爱白、淡蓝等几个大型同性恋门户网站上的好的、我认为合适的内容发布出来给年轻人看，让他们了解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内心诉求；现在，也发布艾滋病的相关新闻，像中国红丝带网上的。和大学生打交道，我有两个感慨。其一，是凡事拥有三分钟热情，或者带着某种明显的功利心理去做，是不行的。像我原来所在的浙江爱心工作组，以及我还没有担任组长时候的杭州青春工作组，都曾经吸收过大学生里面的 GAY 作为志愿者；然而抛开学生因为学业问题往往不能持之以恒地挥洒自己的青春热力这一客观因素不说，很多学生 GAY 志愿者高兴了就连续地、拼命地（甚至，翘课）来给你干，不高兴了，明天电话打过去按掉、跟你玩人间蒸发，所有的这些，都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某些未知数。另外普通人群的大学生，虽然在很多时候也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比如说，2009 年夏天，我就曾经辅导过四个某学园的学生对杭城 MSM 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作过深入调研，后来写成了相当于硕士论文篇幅的调研报告），但这年头社会上一些人心不古、物欲横流、吃拿卡要的坏风气，同样影响到了我们的校园：有时候我的组织人手不够，在学校 BBS 上临时招募志愿者，他们动辄喜欢问你参加这样的活动有没有课程学分加 —— 抱着这样的态度来参加活动，我见其动机不纯，多半当场就回断了他。还有一个感慨，其二，则是我们的高等学校不像国外，学术也好，公益也罢，氛围那么自由、兼容并包。在大陆，高校的党政、行政干预力量很强，这也就决定了很多学生活动的审批，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和 LGBT 、健康人权等结合得比较紧密的，要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校内合法注册的学生社团，在申请举办类似活动方面，也得经过团委的严格把关，弄不好就被枪毙掉了。学校方面欢迎疾控、医院等等政府卫生部门的人去他们那里举办讲座，却对常年奋战在艾滋病工作一线、对于防艾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区草根 NGO 不冷不热，因为后者没有任何背景，况且他们也怕“惹事”。复以 LGBT 为例，这个议题，在中国各个高校，也是逐渐地趋于开放的，和社会上的步调基本一致，年轻人相比起老年人来，普遍接受要快一些。在北面、东面、南面的一些部属重点院校，学校网络空间对同性恋内容的探讨比较包容，BBS 上有酷儿专版，甚至还有专门组织这类文化活动的合法学生团体。而我所在的这个学校，虽然号称在中国排名非常靠前，但早些年对同性恋相关议题的公开探讨，却是极其不鼓励的保守态度（据说是某位领导的个人喜好以及授意）。BBS 性版块上发布中性的同性恋新闻要受到很严厉的处罚，发布涉黄的异性恋内容却可以畅通无阻，我就曾经因为一再“顶风作案”而被再三找过麻烦，后来由于我们同人们的坚持，以及 BBS 管理层民主作风的强化，对这个话题渐渐解禁了。年轻人处于自己的生理活跃周期，加上现在的性观念开放，他们很容易出去和任何人（异性，同性）发生和自己的性倾向一致或者不一致的性行为，如果没有安全性意识的教育，这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只屏蔽同性恋而放任异性恋内容的“黄水”，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艾滋病只有同性恋者才会得，这不仅是严重的污名化，而且还是可怕的麻痹思想、误导；高校不是军事化封闭管理，性少数人群（像同性恋）的学生如果在学校里找不到可以给予自己相关方面知识和心理援助的所在，他们完全有可能到社会上去“自我摸索”，这个距离炸弹也就更近了。杭城各个高校近年来大学生特别是其中的 MSM 人士 HIV 和性病的感染率飙升，以至于省市区三级卫生部门惊动，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知识以及相关社工缺位的问题，这自然也是前些年在这个话题上一再有组织地“鸵鸟”的恶果。高校学生的艾滋病干预工作，不同的人群都应该包含进去，仅仅靠像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一类的组织（其他的组织，不是不让搞，就是他们自己也不敢搞，因为不敢得罪团委，什么都要等团委老师点头，团委老师青睐哪几个组织，就把搞此类活动的资格像盐铁专卖权一样授予他们，极大地违背了学生社团自身的繁荣规律）定期搞点给香蕉戴安全套之类的“同伴教育”现场秀，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放着 HIV 的易感人群也就是学生 MSM 不管，而刻意模糊活动的针对性，仿佛谁都可以来听一听，但却又谁也不过听过罢了，试想，像这样的“青年与艾滋病”，难道是我们这里所应有的题中之义的全部吗？

小年夜的半夜，年三十的凌晨，拉拉杂杂，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总之，不管是做男男同性恋，还是做高校学生，特定人群的艾滋病工作，都有其不可掩盖和抹杀的矛盾特殊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艾滋病工作，说到底，是一项服务于人、造福于人的工作，要把人群的权益，充分地上升到一个高度。没有以人为本、为特定干预对象排忧解难、致力于改善其权益状况和生存处境的人性化的精神，艾滋病工作铁定做不好，事倍功半者有之，做无用功者有之。凡此种种，皆足以为我们所借鉴。

是为记。

                                                           同志哥

                                                    2011-2-2 年三十近四点

（本文刊载于《青年与艾滋病》2011 年春季刊，总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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