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男人的20年婚姻:没有力量阻止我们白头偕老

他们自制了一张“结婚证”，是用1980年代通用的一种奖状做的，上面写着“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白头偕老，挑战传统”。 　　他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他们的人：双方的家族、个别的老同学、大杂院里的部分邻居，还有圈子里的少数朋友。只有在这里面，他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
　　为了纪念“结婚”20年，他们专门照了相，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新华社在一篇同性恋报道中所指出的：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了。
　　李蜀仁和孙庆生是两个年届五十的男人。到今年他们整整在一起生活了20年，他们把在一起的生活称为“婚姻”。
　　没有法律承认这种“婚姻”，这种“婚姻”也不能公之于众，20年来，他们基本上过着隐形人生活：在众人眼里，他们是大老板和二老板，两个事业有成的商人，而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结婚”20年，他们决定庆祝一下。和他们走过的5年、10年、15年“结婚”纪念日一样，这种庆祝只能在“圈子”里进行。
　　“天长地久有没有”，成都同性恋者之间传递的一份内部刊物《同心》以此为标题盛赞他们20年的爱情，美誉他们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赞誉他们婚姻的还有李蜀仁和孙庆生的家人，李蜀仁85岁的老母亲，60岁的大姐，还有孙庆生的父母家人。“就是娶个婆娘也不一定这么好。”李蜀仁85岁的老母说。
　　为了纪念“结婚”20年，他们专门照了相。照片上两个人都穿着唐装，李的唐装是青色的，孙的唐装是大红的，李坐着，挺直着身板，显得硬朗而健康，孙站在李的身后，笑容可掬。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对夫妻的标准照，甚至从他们的眼神里，竟然可以看出“夫妻相”，——长久相守让两人越来越相像。
　　但是这种照片还不能去专门的照相馆里照，成都关爱小组的成员承担了这一任务。
　　20年前这对男人自制了“结婚证”，指天发誓，今后两个人将彼此的生命放在一起。
　　“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白头偕老。”
　　李蜀仁说他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男孩子，调皮，打架，喜欢一切冒险的事。和李蜀仁一个院子长大的吕光美说，李蜀仁常常被母亲拿了竹竿子打得满院子跑。“性子野得很”的李蜀仁和别的男孩有一点不同，就是在青春萌动的时候，他脑子里幻想的“全部是男人的身体，只要是去找女孩的事，一帮男孩兴奋得一哄而上，我就躲得远远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孙庆生的性情和李蜀仁完全不同。从小他就是一个漂亮、羞涩而内向的男孩，女孩喜欢的事情他最为精通，踢毽子、跳绳常常是女孩纷纷败下阵来，最后他还留在场上。在大学里，因为舞跳得好，他成为学校舞蹈队的成员。一张30年前的黑白照片留下了他跳舞的情景：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全身充满韵律，四肢张开，好像要飞起来一样。
　　两个男孩的第一次性经历都是和男人发生的，都是在看电影时结束了童贞。
　　李蜀仁说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对女性有过性冲动。他认为他的“毛病”是娘肚子里带来的，并且坚信这一生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改变，除非将他的肉身化了，投胎重做。
　　孙庆生不能肯定，如果他的第一次是和一个女性，他是否会成为“另一种人”，他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有了第一次，他的性取向就变得非常地确定。
　　但是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痛苦欲死。
　　“半夜醒来枕头常常是湿的，就是在梦中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是这种人。”
　　这种人在那个年代被看成是不男不女的人妖，是怪物。
　　“你得强装笑脸言不由衷戴着面具生活。”
　　最大的痛苦不仅是这些，最主要的是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李蜀仁偷偷地去找过医生，医生说是他的“世界观有了问题”，建议平时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多进行体育活动，将注意力转移到运动上来。
　　孙庆生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才查到了“同性恋”这个词：“由于男子或女子的某一方的不愉快而孕育的孩子，容易出现性倾向问题”，这个让他匪夷所思的说法并没有解决他的困惑：自己是不是个妖怪；自己是不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不是可以改掉或者治好；自己将来怎么生活……
　　1980年代初李蜀仁和孙庆生各自生活在成都和重庆。李在一家工厂，是顶替父亲才从下乡的知青变成工人的；孙在读大学，因为考上了大学才离开乡下。那时候他们都27岁了，在各自不同的城市经历着相同的煎熬。
　　孙在大学里恋爱了，是一个男孩，学校学生会的主席，大学里的公众人物。“我们之间好像有磁铁似的，很‘微妙’，不知怎么心就相通了。”
　　但是两个人同时都变了，阴影长在心里了，眼睛总是瞟来瞟去，贼溜溜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终于他顶不住压力，找了一个女孩“耍朋友”去了，他要证明给大家看：我很正常，我对女人感兴趣。
　　实际上他根本不碰女孩一下，女孩假装和他比个子脸都快贴着脸了，他心里明镜似的，但就是不能拥抱她。
　　“我们剧烈地吵架，我痛苦地用头撞树，整夜地哭，想死。”
　　飘 飘
　　“有一次在浴室里，看到一个年龄大的男人靠近一个年轻的，结果被那年轻人一耳光掴在脸上，我当时心都寒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怎么办？”他说。
　　成都人对同性恋者有一个形象有趣的称呼：“飘飘”，将同性恋活动的地方称为：“飘场”。
　　李蜀仁对此的解释是：同性恋者就像“浮萍”，一方面是活动场所的漂浮不定，一方面是心里的飘的感觉。
　　孙庆生大学毕业以后到了成都一所中学教书。
　　两个人接触，你喜欢别人，别人可能不喜欢你；别人喜欢你，你可能又不喜欢他。交往长的，维持几个月，短的，就一次两次。“那是一种魔鬼般的不可扼制的诱惑，知道那个不能干，但就是抑制不了自己，骂自己和畜生一样，恨自己受性的驱使。”李蜀仁说，“分手，伤害，伤口都留在心里。时间长了，觉得在这个圈子里没有真感情。”
　　在李蜀仁母亲的眼里，这个二儿子是个惹事生非不安定的家伙，高兴了东游西逛整天不回家，不高兴了睡在床上几天不起来。可他也是最被看重的孩子，三个男孩里他长得最健壮，另两个男孩先后结婚生下的都是女孩，传香火的重任非这个二儿子莫属，所以父母像搞轰炸似的介绍对象，逼着他结婚。可他多漂亮的女娃见都不肯见，逼急了就说要自杀。
　　“他冲着我妈妈喊叫：‘你咋的把我生成这样子嘛’，我们一直都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妈妈把他生成啥样子了，不是好好的嘛，一个人高马大的大男子汉，这句话就像是一个谜语，我们一家人猜了20年才搞明白。”李蜀仁的大姐说。
　　“我们这些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飘飘的，很茫然的。”李蜀仁说。
　　“飘泊够了，好没意思。”孙庆生说。
　　“有一次在浴室里，看到一个年龄大的男人靠近一个年轻的，结果被那年轻人一耳光掴在脸上，我当时心都寒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怎么办？”
　　你的欢乐悲伤总得有人说，你得有人分担，你得有寄托，“这一点上我们这样的人和男女之间绝对是一样一样的，而这种情感是父母兄弟之情所不能替补的。”
　　李蜀仁和孙庆生都在心里生出一种渴望：找一个男人，托付终身。
　　定情
　　“我们一见钟情。”“我假装要抽烟，凑上前去说：‘借个火’，实际上我身上是有火的，他没有将燃着的烟递给我，而是很郑重地从包里掏出火重新给我点上。”
　　一本书救了孙庆生。那是一本从香港影印过来的书，白色的封面，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繁体字，用红的笔、黑的笔画满了道道圈圈，从插图和文字一下就能看出这是一本严肃的介绍同性恋的书。这本书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到了成都。
　　他第一次获得了有关同性恋的知识，他明白了自己是一种特殊性取向的人，并且这种性取向是终身的，不能通过医学的手段进行改变。他第一次知道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像他这样的人。从十五六岁到30岁，他用了近15年的痛苦与折磨才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
　　“一天深夜，一个陌生人咚咚地敲门，一进门他就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说自己不想活了，但听说我这里有一本书，想死之前看一看。”圈子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但被人找上门来孙庆生还是吃了一惊。这本影印书在圈子里流传，每流传一个人，书上就多一些道道圈圈。
　　孙庆生至今还保留着这本书。看过书之后，他在圈子里求证：同性恋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应不应该和异性结婚。和异性结婚的人有没有改变性取向的。结婚的人是不是幸福的。
　　“我看到听到了一个个悲哀伤感的故事，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最后出家做了僧人，就是做了僧人还是改变不了。我打定主意决不选择和异性结婚。”
　　就在这时，一个深爱孙庆生的女同事因为对孙的失望从学校出走，这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学校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对姑娘负责，孙说，我连她的手都没拉一下，负什么责？
　　就在承受着内心和社会双重挤压的时候，198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成都著名的“飘场”——劳动文化宫的水池边，孙庆生看到了李蜀仁。
　　“我们一见钟情。”“我假装要抽烟，凑上前去说：‘借个火’，实际上我身上是有火的，他没有将燃着的烟递给我，而是很郑重地从包里掏出火重新给我点上。”
　　李蜀仁对孙庆生的评价是性格温顺，温文尔雅，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孙庆生欣赏李蜀仁随和中带点邋遢，性格刚烈，敢作敢为，有头脑不莽撞。
　　“这是一种缘分，1000个里都不会有一对。”激情过去之后，是两人精神的契合。“你有喜悦想第一个告诉他，他有悲伤想说给你听，那是一种甜蜜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将来的打算上一拍即合。“当时我说出了上半句，他马上说出了下半句，就是托付终生，白头偕老，一生一世在一起生活。”
　　这种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在他们所知的同性恋圈子里，没有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
　　“我最佩服的是李蜀仁的勇气。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思考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而萌生出这个想法的。他这么想，就这么做，在我们认识他一个月后，他就带我住进了他的家里。”
　　当然，孙住进李家的大杂院是以“战友”的身份。但是，这个住着20户人家、吃饭时都端着碗在院里、每家每户都没有隐私的大院里的人们很快就嗅到了什么。
　　“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出双入对的，大家都感到奇怪，背后指指点点，当面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嘛。”李的邻居吕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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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 　　“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没有人这样，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但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起码我们没有去害那些无辜的女孩。” 　　198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婚姻举行了一整套复杂的程序。  　　先是选了一个日子，一个是3月6日出生，一个是3月27日出生，“结婚”的日子就选在中间。 　　他们走进了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的黑白半身“结婚照”，一个坐得高点，一个矮点，两个人的头紧挨在一起。当然，这样的照片以“战友”的名义进行。 　　他们花70元打了一辆出租车，70元是孙庆生两个月的工资，到沱江边的朝阳湖，李蜀仁曾经下乡的地方，举着拳头对苍天发誓。 　　在他们的影集里，还珍藏着当年的照片，那是请出租司机拍下的，照片上洋溢着1980年代的时髦气息。一座塔下，两人靠得很近，李蜀仁烫着卷发，夹克衫，孙庆生穿着西装，打一条大红色的领带，喇叭口的裤子。 　　“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没有人这样，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但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起码我们没有去害那些无辜的女孩。” 　　李蜀仁没敢将这次行动告诉家人，孙庆生写信告诉了妹妹——6个兄妹中和他最亲近的一个。他写道：我本来不想走这条路，但上天安排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很孤独，也很寂寞。 　　妹妹回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理解你，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寄上100元钱，作为你们结婚的礼物。 　　“我捧着信大哭一场，这是我们收到的惟一礼物和惟一的祝福。” 　　举行过“结婚仪式”之后，李蜀仁带着孙庆生和自己母亲、大姐一家人到北京、西安做了一次旅行。表面是一家人的出行，暗中是两个新婚人的蜜月。李的大姐记得很清楚，在华山拜神之后，弟弟抽了一签，是“下下”签，上面写着“天崩地裂，天打五雷轰”，求山上的道士解签，道士看过之后变色，坚辞不肯。 　　“我当时也有点害怕，但我还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下山之后我就把我和孙庆生之间的事告诉了大姐。”李蜀仁说。 　　李家大姐真有点五雷轰顶的感觉，第一反应是弟弟不要是得了什么病了。 　　大姐告诉母亲，母亲说，不可能，你看两个男人喉头都大大的，怎么会嘛? 　　李家父母是老实巴交的人，父亲信佛，长期吃斋，母亲胸前吊着一个袋子，一只手总是藏在袋子里，捻着里面的佛珠，捻一个珠子念一句佛。让他们接受这样的事，不容易。 　　不要再逼他结婚了，只要他们不犯法，他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再说了弟弟连个工作都没有，人家孙庆生还是大学生、中学老师呢，过一天算一天吧。这是李家大姐劝父母的话。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父母还是为他们腾出一间平房。大姐从心疼弟弟的角度接受了这个事实，另外的姊妹兄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和李蜀仁疏远。不管怎样，两个男人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创 业 　　孙庆生曾表示，自己一个月有四五十元的工资，两个人生活足够了。李蜀仁断然拒绝：你等着，我会打拼出来的。 　　前几年，李蜀仁因为偷渡香港失败还被开除了公职，认识孙庆生的时候是个今天偷偷卖点水果、明天卖点杂货的游民，常常身无分文。 　　有一天李蜀仁和孙庆生商量，到成都郊区废品收购站淘些旧书来卖，然后他骑了自行车到垃圾堆里去扒。 　　“晚上回来的时候，一个自行车上驮着三五个大塑料编织袋，人变得小鬼一样，整个脸上都是泥土，只露着眼睛和牙齿。”李蜀仁的母亲心疼地说。 　　母亲说，自从和孙庆生在一起，这个“野”儿子就变了，变得连眼神都温顺了，突然之间就不那么慌慌张张的了，不再和父母大吵大闹，知道对父母好了。 　　李蜀仁说，不知怎么的，自从有了“家”之后，心里突然就生出了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人心里踏实——就是为了对方，必须好好生活，不能为所欲为了。 　　两个人将收回来的旧书分了类，政治的、文学的、考试复习资料等等，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摆了个地摊。 　　“我记得第一次出门摆摊时的情景，书放在一个四轮车上，准备推到市场上去，我从蜀仁手里抢过了车子，说，这历史性的第一步我来帮你推出。” 　　那时候的书便宜，三五元一本，旧书以半价销售，第一天拿出去的是20元收来的书，一售而空。 　　他们太兴奋了，晚上两个人把角角分分的钱摊在床上，头对着头一张一张地数过，发现手里的钱变成了60元！李蜀仁半夜跑去大姐家报喜。 　　“弟弟一见我就大喊：姐姐、姐姐，我们赚钱了，他那高兴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年已经60岁的大姐激动地回忆，“从此，他们就开始着迷一样地赚钱！” 　　那时，孙庆生在学校里还有工作，上课时包里装着塑料纺织袋，一下课就直冲废品站。“最甜蜜的回忆是两个人在某个废品站的不期而遇，那感觉就像是一场美丽的邂逅，两个人要高兴好半天。” 　　他们在春熙路上摆了6年的地摊，为了长久地在一起，也为了摆脱学校压抑的环境，孙庆生不辞而别放弃了工作，和李分了地盘——将成都的所有废品站划分为二，一人跑一半。校长特意找到书摊，劝他回去，说“你可是我们学校惟一的大学本科学历”。 　　两人的行为在圈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每天摆摊的时候，总有一群“飘飘”远远地蹲在对面看热闹，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破烂有没有得卖！地摊上的两人只装听不见。 　　生意好得出乎意料，也许是旧书迎合了1980年代对知识的渴望。6年后，他们盘下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店开始做图书批发生意，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承担家族责任。李母没想到的是，最终为她养老的是这个儿子。李蜀仁用卖废书的钱，为母亲买了一套房子，请了保姆照顾她；家里兄弟姐妹中下岗的、生病的也是他出面照应；侄甥一辈上学、就业也是他出面打点；甚至照顾大杂院的邻里。 　　事实上，这一家人和这一个大院的邻居们接受他们大约用了10年时间。 　　出 轨 　　“对异性婚姻来说，都是合的力量，父母亲人家族的力量，法律道德的力量，还有异性恋大多有孩子，孩子是维系两个人的坚强纽带。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分’的力量。”

声音
　　如果一对同性恋者要稳定关系坚持婚姻，需要什么条件？我们成都关爱小组讨论过，第一是两个人要相爱。第二两个人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念要一致。第三就是物质基础，首先是房子，房子意味着相对自由的空间，不受外界的干涉。然后就是社会环境，包括父母，邻居和社会关系，最后是自由职业不受拘束。

　　这对伴侣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同性恋者按照自己的意愿、积极面对生活。选择这样的生活需要很大的勇气，还需要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技巧。不要悲观地去想一切都不可能，其实一切都是可能的。有时不是自由度不够，而是我们不敢去想不敢去做。

　　——成都关爱小组负责人 王晓冬

　　男同性恋者的多性伴主要是社会歧视的结果。如果没有大众道德和主流舆论的支持，没有婚姻制度和相关法律的保障和制约，一般男女肯定也以多性伴方式生活。

　　西方公共政策权威学者Cobb(2002年)指出：同性恋者通常要比异性恋者问题更多，这是因为其家庭和社会对他们的态度使然，这正是要改变社会实践而不是改变受害者个人的一个理由。如果社会给予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以同等的地位，某些现在只是由于社会压力而与异性结婚的人将可能转而选择同性婚姻。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 张北川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选择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有权利决定未来和谁在一起，建立怎样的关系。前提是自愿、无伤。无伤，每个人都不会因为另一个人的举动而受到伤害；自愿，这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别人强加的。比如，你坚信一对一的长时间的伴侣模式是最好的，这很好，但是如果你想把这种方式强加给所有人，这不好。

　　实际上，同性恋者中有一大半人不管现状如何，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分享内心的渴望，不想孤单地吃饭、看电视、睡觉，异性恋者也无非如此。对于愿意缔结一对一的长时间的伴侣关系的人，社会应该提供一种制度性的保证。同性恋者是社会的一分子和正在作出贡献的公民，为何要漠视他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呢？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每个同性恋者都必须去结婚。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是当你想要的时候，它应该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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