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我们也去看过那个女孩两次，但也许她是觉得我们对她有套近乎以便“挖料”的企图，也许她是不喜欢我一脸络腮胡子、灰头土脸的样子，总之她看到我们就走开了，这个回避意图是很明显的，还通过维族女乘务员转告我们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下两位记者就很犯难，毕竟小布是本次行动的中心人物，而不是我或他们，我也看出了这里头的微妙和尴尬，就嘱托维族乘务员照顾好她，并把一些情况及时通过短信或电话向爱知行小魏作了传达，托她向万老师作个及时汇报，万老师很快就发来短信，对采访工作提出几点意见，包括尊重当事人隐私、尊重当事人想法等等，还向我短信发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的若干内容，我随即把万老师这个意见转达给记者，并把艾防条例有关条文转发给记者和阿布、薛两位法官，到了半夜里，我又就一些情况和薛警官进行了沟通，薛警官很客气，问我们是否还需要经费添置衣物等等，我向她说明了我的担心，因为女孩的父母据万老师所说还不知道女儿已经感染 HIV 的事实，而她所在的民族宗教地区对 HIV 感染者的态度，我们是未可预知的，薛警官说她也认为此事不宜让其父母知晓，我又说女孩子回疆以后，将面临一个吃药问题，不知法院是否会同宁波疾控把此事给落实好了，薛警官说经过协调，女孩的吃药档案转移至叶城疾控，我说一定要让女孩自己去疾控，而切不要可让疾控上门，那样容易暴露隐私，薛警官又让我帮忙联系落实新疆的志愿者，这期间我也弄错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女孩的感染原因，好在我事先关照过记者涉及当事人隐私和疮疤的内容不要写，两位记者也很小心、很有法律和道德意识，就没有写这一错误的、未经核实的内容，但高记者说她了解女孩的感染途径并作了报道（也就一句话），我提出异议，高记者说这是新闻真实性，她通过宁波疾控有关材料了解过女孩的这方面信息，我很诧异疾控内部的 VCT 材料她是如何看到的，我为此专门向薛警官提出过质询，薛警官有些误会我的意思，她强调宁波疾控的保密工作肯定是做到位了的，记者在杭州才和他们碰头，不可能看到原始的 VCT 案卷，此事成一悬案，我也没有继续追究，只是在法治在线的微博上以留言的形式婉转地再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得到长沙市疾控中心的转发认同，我对记者说有一些东西你们倒可以深入挖掘一下，那就是撇开当事人的感染原因不说，如同前一阵子的“切糕门”事件，说说少数民族生存状态的主题，并呼吁人们都来关爱他们（如果你们需要，我还可以请万延海老师主动连线你们，他们做了很多维吾尔群体的防艾及相关人权工作，经验丰富），但话一出口即遭到拒绝，高记者说这是宣传禁区，报道不得。
